窗外的芙蓉树—-怀念母亲

当年买下这幢临湖的房子时，建筑商种了一颗树。

我对这颗树很不以为然，因为种在了正对着客厅窗户的位置，挡了湖景。我就每年修剪树冠，保持树高不超过一楼窗户，这样不影响坐在二楼观风景。有一年，树被虫害啃得光秃秃的，以为要挂了。可是转年开春，树又顽强地长回来了，而且越长越高越长越壮，树冠覆盖了一大片草地和我的玫瑰园。我又开始琢磨怎么修剪她，甚至想，砍了算了，免得以后更麻烦。

直到前几天，看到一位网友关于木槿和芙蓉的文章，附有照片。我才赫然发现，这颗被我百般折磨想要砍掉的树，是一棵芙蓉树。而我妈的名字，就是芙蓉。

我惊呆地坐倒在地上，盯着窗外的芙蓉树，半天说不出话来。这颗树无声无息地陪我了六年，我却总想着怎么把她灭掉。我妈这几年身体时好时坏，是不是和我糟蹋这颗树有关？

我妈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了。我因为瘟疫来不及回国送终，对我妈充满了愧疚。

令我愧疚的还有另一件事，就是我很长时间都认为，我不是我妈亲生的。小时候是认真的，后来自然明白了。但是已经习惯了这个悲惨的念头，一有情况就自动联系到我的出生秘密。家里人也一直拿这个开玩笑。我妈去世前一个月我打电话，还问我妈我是几点钟出生的。我妈一会儿说两点，一会儿说两点半。我说，看看，我不是亲生的吧？赶紧告诉我谁是我亲妈。我妈很无奈地笑。我妈曾经跟护士说过，四个子女中，我是最孝顺的。我姐有一次打开电话免提，问我妈谁最孝顺，我妈当着天天陪护她的我姐的面，说出我的名字。我是又心酸又高兴。我既没有养老也没有送终，愧对了我妈对我的一片信任。

我们家姐弟四个中，只有我是从很小就被送到全托幼儿园，直到上学的前一天才接回家。我一直归结于因为我不是亲生的，父母不想要我了。事实上我由此获益也不少。孩子在幼儿园启蒙早，训练守规矩，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相对散养的孩子也显示了优越性。但是小时候不明白这些。只是悲惨地认定，我不够优秀，被抛弃了。有一次我站在幼儿园的大铁门内，手拉着铁栏杆望着外面。我爸正好路过，我放声大哭，求我爸接我回家。我爸蹲下来哄我几句后就走了。我更坚定了我被抛弃的信念。有一次大门偶然开了，我溜了出去，想找我亲妈。被人捡了送派出所，然后派出所把我寄养在别人家。三天后又被送回幼儿园。我只记得在那家吃了盐水煮毛豆，挺好吃。

我妈住院期间，我已开始联络大使馆，办回国的人道主义签证。签证要求的其中之一是，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那时家里人都在医院火烧火燎的，没时间去办这拗口的关系证明。后来我妈病情稳定出院了，这事儿就搁下了。有一天早晨，保姆喂我妈鸡蛋羹，前两口顺利，第三口就不配合了。保姆赶紧打电话给我姐我弟。我爸在另一个房间，保姆遵旨没敢惊动他。等家人赶到，我妈已经往生了。这三个月来，我一直不能叙述这件事儿，每次都哭到不行。

我妈在最后的几个月，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我一直在电话里哄我妈，说我在回程的路上。我妈信以为真，觉得我马上要到家了，就差我弟去剁白菜给我包饺子。我弟只好到外面抽支烟。等他回来，我妈已经忘了，又差他去剁白菜，我弟又出去抽烟。这样至少要剁三颗白菜我妈才满意。

我妈是唯一记得我从小喜欢吃石榴的人。瘟疫前回国探亲时，我妈给我剥石榴吃。那个画面永远刻在我心上。我妈依着窗台坐着，初秋的阳光照进来，撒在她的微卷的灰白头发上，脸上的皱纹一根一根清晰可数。窗台上放着碗，碗里剥好的石榴籽在阳光下晶莹剔透，丹红欲滴。我妈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拍了很多照片，逆光下我妈的各种表情，每一张都往外弥漫着温暖和满足。我妈剥完把石榴递给我，看着我一粒一粒吃下去。回美国后，每次在店里看到石榴，我都忍不住默默流泪。

我妈年轻时个子高高身姿挺拔，走路脚下生风。上年纪后，就像一棵树老了一样，日渐枯萎凋零，变得矮小瘦弱。我推轮椅送我妈去医院，感觉轻得像推了个婴儿。眼见爸妈都日渐老去，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我每次离开家回美国时都是一场煎熬，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每一次拥抱我妈，我都忍不住痛彻心扉地哭。尤其最后一次，我有强烈的预感，这可能就是诀别。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分别时心底深处的绝望，和撕心裂肺地悲伤。

如今，我妈和我天人永隔了，我只能希望梦里见到我妈。可是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我哭醒了又睡，睡醒了又哭，我妈总也不在我梦里出现。不知我妈生命的最后一天晚上，是否梦到不孝的我。

望着窗外的芙蓉树，我告诉自己，我以后一定要善待这棵树，我要陪着她，就像她无声无息地陪了我这么多年一样。无论我在湖边散步，还是坐在树旁的阳台上，一阵风吹过，树叶婆娑，悉悉作响，就像我妈在向我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