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四回忆（6）

北京已经被军管，但六四之后全国都沸腾了。几乎所有有大学的城市都有学生示威游行，我们所在城市虽然只有两所大学，依然在六月五日举行了大游行。当我校学生集结完毕向外出发时，学校校长带人堵在学校门口，不让学生走出校门。我与学生们一起冲过去，一下就涌到了大街上。我们沿着城市的主要大街一边走一边喊口号，胸戴白花，臂佩黑纱，参加游行的应该有数百人。我们只是一个小医学院，大概总共只有两千左右的学生，其中还有五分之一的毕业班学生大多在外实习，可以说在六月五日还能有数百人站出来已经相当不易了。青年教师敢于参加就更少了，我印象中除了我之外，大概还有几个混在学生里面的。大多数的青年教师虽然私底下都是支持学生的，但这个时候就没有几个敢于站出来了。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些害怕，尤其是北京已经开枪证明了共产党是真杀人的。但心中的怒火压过了恐惧，所以不管怎样觉得必须站出来。没有人知道当天游行会不会也被镇压，所以大家行进之中也有悲壮的感觉。我们就这样一路游行到了城市的中心广场，与另一所大学的学生汇合了，还有一些大概是工人或者别的身份的人也有一些加入进来的，现场应该有一千多人了，我们一起哀悼北京被屠杀的市民和学生，也呼吁正义得到伸张，让那些杀人的刽子手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外面还有更多的围观群众，广场上有一些警察，但没有想象的多，警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站在外面旁观。任凭我们高喊打倒邓小平，或者要绞死李鹏之类的口号。

游行队伍回去之后，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学校正式上课了，我还依然佩戴黑纱和白花去上课，应该是当时校园里面唯一的一个了。学生游行时戴了白花和黑纱，但开始上课之后就没有人戴的了，教师里面可能就只有我一个。戴了两天之后，在同教研室的老师及女友的一再劝说之下，我也最终取下了黑纱和白花，其实当时心里特别郁闷。其实并非我特别勇敢，只是当时心里面有一股郁闷之气，不表达出来心里难受，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后来学校在清查大家六四之间的表现时，感谢学生和同事们，居然没有人举报我，所以也就没有上面的人来找我麻烦。

六四屠杀之后，全国都爆发了抗议。要知道在北京已经开枪杀人的情况下还能有如此之多的人敢于站出来抗议，其实都是基于一种最基本的良知。很多人其实像我一样，事后想起来还是后怕，但当时心中的愤怒已经无法抑制，是愤怒战胜了恐惧让这些人站了出来。就像6月3号晚上的很多北京市民一样，面对开枪杀人的军人，他们明知道抗议没有用了，但他们依然要表达他们的愤怒，即使有可能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他们远远地喊口号，骂军人。当然也有不少人被恐惧击倒了。我后来在北大听说的，林炎志，北大党委付书记，中共理论家元老林枫之子。6月3号军队开枪时，他好像正在复兴门立交桥上，枪声一响，立即趴在地上，从此之后就没敢站起来，一路爬到第二天早晨才到了海淀的家。这种消息为什么会传遍北大，肯定是由其身边最亲密的人泄露出来的。

大多数城市的抗议活动就像我所在的城市一样，闹腾几天就平息下去了，7号以后应该全国基本上都没有抗议了。大家都觉得木已成舟，无力回天。也不可能指望一群学生拿起枪来硬撼共产党，并且在中国学生也搞不到枪。当时大家都在希望38军与27军干一场，当然事后证明拿不过是一厢情愿。闹得最厉害的应该是武汉，抗议的人群瘫痪了京广线两天。虽然全国都在抗议，但除了成都之外，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没有采用强力措施，造成更多的流血。比如天津的李瑞环，上海的朱榕基都是与抗议学生现场对话。其他地方虽然没有对话，但基本也是听任学生抗议，等到事态平息。我想不是因为这些共产党官僚多么富有人性，其实这反映出来用军队屠杀老百姓是如何不得人心。还有一个心态可能是观望，各种流言也让好多地方大员在事态没有明确之前不想轻易表态。这个可以从各个省市及各个部委在六四之后逐渐出来表态支持戒严看出来。在六四屠杀之后几天，没有任何部委或者省委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大家都在观望，都不想早早表态，在过了好几天以后，才开始有个别地方政府开始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可能花了20多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各个地方才表态完毕。我当时每天看报纸有一条就是看什么地方又出来表态支持中央了。甚至有的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王蒙当部长的文化部就一直没有公开表态支持戒严，当然，王蒙几个月后就下台了。

除了北京以外，唯一发生流血冲突的就是四川成都。在六四屠杀之后全国性的抗议潮中，成都既不是最激烈，也不是规模最大，但只有四川省政府派出了军队和武警对示威群众进行了镇压。我在7月份学校暑假期间，回家路上专门到了北京和成都去看看六四留下的痕迹。成都的朋友告诉我，当时人民南路人行道上铺的石板或者水泥板全被群众撬起来，用于与军队对抗的武器，我7月份站在路边可以看见人行道很多地方还是坑坑洼洼的。朋友家就在广场边上不远，每天都去现场，甚至单位同事在广场呆晚了都上他家住。

他告诉我六四当天来了好多军人，不让游行的学生队伍前进。学生试图与大兵讲道理，可是这些大兵完全不睬，只要上前，大棒就抡起来抽。这些大兵大都矮小黢黑，一看就是从高原下来的。有人说是从西藏戒严的部队里调来的，也有说是从四川藏区调来的武警。学生与市民赤手空拳与手持大棒的军人血战。学生市民没有武器吃了大亏，后来有人发现铺路的石块可用，于是人行道上的铺路石全被动用起来了。这样下来，才有当兵的或警察被砸得头破血流的事情。据说成都市防爆大队的队长就被打了个脑死亡，成了植物人。

经过一天的血战，估计至少上千人进医院，死亡了多少就不知道了，但应该没有太多，最多两位数。到傍晚时分，军队撤走了。剩下几百名警察被激动的群众包围在一个派出所里面。当时据说有人在外面点火想烧了派出所，烧死那些警察，但没有成功。后来警察跑掉了，但派出所旁边的人民商场起火被烧掉了。不知道是真因为派出所外面点火不小心烧了人民商场，还是国会纵火案，我就只能存疑了。反正商场大火一起，人群都散了。成都成为北京之外唯一一个流血死亡的城市。

为什么成都会成为北京之外唯一一个镇压示威群众的城市？其实答案在于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汝岱。当时也有人说与当时的省长张皓若有关，当时谣传他是杨尚昆的女婿，就在89年初突然从北京经贸部空降四川当省长，因为原省长杨析综调任吉林省委书记，让原来大家都看好的副省长顾金池没能更上一层。但后来证实他应该不是杨尚昆的女婿，与成都的镇压也没有太多关系。大家都知道赵紫阳是因为在四川搞承包制而成为总理的，而杨汝岱可以说是赵紫阳一手从农村基层提拔起来的，算是赵紫阳的铁杆心腹，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在520戒严前后，因为中央斗争激烈，四川的领导干部不知该如何站队。杨汝岱就跑到四川的贫困山区走访贫困山民去了，以避开与中央的联系。于是省委领导竟相效仿，都往贫困山区去了，一度留守省城的只有一个花瓶付省长。邓小平时代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规定必须要有一位知识分子副省长，但这位副省长纯粹是一个摆设，权力还不如省委一个部长。当时成都科大就出过不止一位花瓶副省长。在此非常时期，竟然只有这位花瓶副省长驻扎在省城掌管全省局势。

当北京的枪声响起后，杨汝岱大概意识到自己失势了。所以赶紧调来军队准备镇压成都的群众示威，以向中央表忠心，但后来发现别的城市没一个动手的，才知道弄巧成拙了。但成都人民会记住这笔血债的。后来不久杨汝岱就下台了，我估计像这样首鼠两端的下台官员的晚景不会太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