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导演李杨：真实故事比电影惨烈的多得多 (ZT)

时隔8年《盲山》再次被网友提起

　　问：7月28日，一篇名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报道被网友翻出引起巨大争议。同时在微博微信上大家提到更多的则是2007年公映的《盲山》，它曾入围第60届戛纳电影节。讲述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至山区，全村都是帮凶，她逃脱无数次均无果。多年后终于设法传出消息，父亲和警察来救被阻，女主为救父亲砍死“丈夫”。作为《盲山》的导演，您在微博对此还专门进行了回应。

　　李杨：以前我就看过这个最美乡村教师的报道。7月29日，微博上也确实有网友@我。我还发了一条微博回应。已经八年了，还有这么多人记的这部电影，我真的非常感动。《盲山》是我自己掏钱拍的。当时没想别的，就想给国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影像。唤起人们对现实和对自己行为模式的思考。虽然没有挣到什么钱，但我仍然觉得做对了，值了。

受害人变加害人的真实案例促成拍《盲山》的决定

　　问：您当时为什么要拍《盲山》这部电影？

　　李杨：最早拍《盲井》的时候我就想要做《盲山》。1999年吧，我刚从德国回国，找题材的时候看过一篇报道，印象蛮深的。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因为被别人侮辱，最后加害别人，当时还被判了死刑。现在看的话，她的罪其实也不用判死刑，因为她没杀人，她只是把兄嫂家的孩子毁容了。

　　我觉得一个人从被害人最后变成加害人，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当然后来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自己的方向也变了一些，要不要一定要写成被害人变成杀害人，按现在的审查制度恐怕也通过不了。一个善良的人最后变成一个作恶的、犯罪的人。但是谁把她变成这样的？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政府、当地农民的伤害等等这些。

　　受害者本来应该被同情，结果不但不被同情，还一直在加害。

　　问：如果拍电影的话，只有一个案例肯定不够，那您还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李杨：我跑到四川做了大量调查，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从搜到的报道中知道四川被拐卖的妇女比较多，而且当地有朋友可以帮我多了解一些被拐妇女的案件。我调查了各种各样的案件，把这些细节拼凑在一个故事里，增加故事的真实性。

　　调查对象主要是公安、被拐的人和人贩子，被拐的人又涉及到拐她的家庭。当地有一个打拐英雄对我帮助很大，他在电影里也出演了最后营救女主角白雪梅的一个警察。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协警，解救了一些被拐妇女。他的一手资料帮我联系了几十个受害人。他不是演员，但让他出演，一是向他致敬，二是希望打拐英雄在这个影片中留下形象。

现实中被拐妇女和郜艳敏一样都选择了认命

　　问：被拐女郜艳敏被评为最美乡村女教师后，近期面对媒体采访时曾说，现在在这个家庭里有孩子，公婆对我也还好，所以不希望大家再打扰她的生活。您所调查的被拐妇女中，有和她一样心态的吗？

　　李杨：当然有。《盲山》的结局分为两个版本，国内版中最后有一个被拐来的女人都上了警察的车准备回自己家，但她又下车了，说舍不得孩子，舍不得拐她的家。实际上这和现实中被拐妇女一样，很多女人后来就认命了，她们开始都反抗，后来有了孩子后，不能说习惯成自然，但认命的多，当人变成奴隶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生存。还有一种人是不认命，一直不停的反抗想办法逃跑的人。

　　这是两种人，但是谁应该是感动中国的呢？郜艳敏就像那个电影中最后留下的女人一样，所谓的牺牲自己。实际上郜艳敏也要生活，就算她说现在的生活不好，那么国家对这种犯罪行为会有什么处置呢？没有惩罚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她对媒体说现在过得还好，本身也是一个悲哀。因为可能她已经麻木了，可能她也觉得没有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她首先需要活下去。多说两句，如果郜艳敏以德报怨的行为就感动中国了，那么她对犯罪、对邪恶的隐忍应该是感动中国的理由吗？她被强暴了还不去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放弃了这个权利，这样就会感动中国吗？

　　马丁路德可以感动世界，美国那个黑人婆婆明明知道黑人不能上白人坐的专车，是会坐牢的。她仍然上了白人的车，她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美国歧视黑人的相关法律。这个是感动的事件。如果感动中国的是用郜艳敏这样的办法，那不是变相的鼓励吗？变相的鼓励那些受迫害的人她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说一个人放弃了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就可以感动中国的话，那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问：您理解她们的这种认命吗？

　　李杨：基于中国的文化，我完全理解这种认命。她们对生命、对人权的认识以及周围的环境，决定了她们的认命，虽然她们是受害人，但所有人都在加害于她。她们有她们的无奈。

　　每个村都有党员，都有党支部，都有村干部、妇女主任，他们为什么不管被拐卖的妇女呢？我觉得拐卖妇女这个题材不仅仅是拐卖，它反映的是所有人是共犯的一个问题，包括电影里白雪梅逃离村子进城后，人们对她的冷漠。我写的故事不仅仅是拐卖，而是说拐卖之后怎么办。回到郜艳敏这件事上，她选择留下我能理解，但我不赞同。

被拐女成乡村女教师就该去抓拐卖她的人和告买她的“家人”

　　问：那么您觉得郜艳敏应该怎么办？

　　李杨：我觉得当然要去告。不能因为对方是自己所谓的“丈夫或者公婆”，就应该允许他们犯罪，允许这些人对被拐妇女身体、生命和人格的加害。

　　法制社会是什么？法制精神不能跟道德、跟人情划等号。公安部打拐办主任不是说一定要查办郜艳敏这个事吗？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公安应该继续追捕拐卖她的罪犯。检察院应该提起公诉。她的“丈夫”包括她“丈夫”的家庭已经构成犯罪，犯的是拐卖妇女罪、强奸罪、非法拘禁就是绑架罪。她的“公公婆婆”也是共犯。

　　如果这个罪不去审判，而是以道德的角度来说我们办不下去，说她没告，民不举官不究。这不是说被拐妇女告不告的问题。如果不去追究，那么这就是变相的鼓励拐卖现象的存在。因为犯罪没有成本。这有一个资本核算的问题，如果是相亲结婚，要有很多聘礼等花销。可拐卖一个妇女，花两三万就能买一个人传宗接代，而且不会被惩罚，又有全村人的包容和纵容。那么为什么要花十几万的彩礼？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后，觉得很可笑。人的自由不仅是肉体，关键是精神上的自由。

女主定为大学生 只因受过教育的人有反抗精神

　　问：通过您在四川的调查，还有我们日常看到的报道，在现实生活中，被拐卖的大多是农村女孩，大学生并不占多数。但在《盲山》中，女主角却是一个大学生。您的用意何在？

　　李杨：因为大学生受过教育，会有不断反抗的精神，她要的是人格的自由，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她不断逃跑的动力。

　　现实中很多女人被打几次就从了，反正已经强奸了，反正处女膜也破了，反正也是怀孕了，反正生孩子了，那就“凑合”过日子吧。还有不少家庭把拐来的女人当作生育机器，女人如果自己也把自己当生育机器，当然也没人去管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没有法律概念，一旦谈法就把亲情搬出来，这跟亲情有什么关系？亲娘老子犯法也应该要定罪判刑，那是两回事。

　　《盲山》说的不仅是三观的问题，而是对生命对人格尊重的问题。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的人组成，很多事情不能方方面面永远说是政府有问题，政府是谁组成的？政府做这些事情是谁允许这么做的？政府的不作为又是谁允许这样不作为的？

《盲山》大部分演员是当地村民 他们觉得买卖女人很正常

　　问：这部电影除了根据真实案例改编，还有一个特点是除了女主角扮演者是职业演员外，大部分演员都是当地群众出演。《盲山》中采用了大部分当地村民作为演员，您是怎么说服他们配合的呢？

　　李杨：他们村里就有被拐来的妇女，大家都见过，没觉得这是配合表演，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丑事。电影里陪着白雪梅聊天的妇女中，现实中就是被拐来的，还抱着自己的孩子出演，她的婆婆也是群众演员，当然我知道婆婆是看着她，怕外人给她洗脑。

　　我拍完以后遇到一个官员，他说我们家旁边邻居也是这样，她在那儿过的还挺好，还说他同学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就买了一个媳妇儿，看着过的还挺好，你应该拍他们的幸福生活。这个官员还劝我改结局，改成大团圆的结局，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下去。我说这个不仅仅是指责这个官员，而是在说我们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

　　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是什么？自己遇到事儿的时候就开始讲法了，不出事永远不会去捍卫法律的尊严。

　　问：您选的外景拍摄地在陕西？而您自己本人就是西安人，选择家乡拍戏，不怕老乡们说你揭丑吗？

　　李杨：我觉得语言沟通比较方便。他们觉得买女人是很正常的事情。群众演员基本当地为主。我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更好的表达电影的主题，演员哪能演出农民的那个气质呢。男主角本身就是一个农村出来的装修工人。我需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东西，不是说演员围个头巾就变成农民了。

　　问：您觉得这部电影是对现实的还原还是放大？

　　李杨：缩小了。比这个惨烈的故事多得多。有的被拐卖的妇女常年不给衣服穿，锁在一个窑洞里，就当一个性欲机器。有的激烈的反抗，买家又把她再次卖给别人。因为降不住，几次被转卖，还有的一家几个兄弟共用一个女人的。

为积累素材接触数十个被拐妇女 拍完后仍连续做恶梦

　　问：从您调查到拍摄接触了多少个被拐卖妇女？面对她们以及她们的经历，您内心是种什么感受？

　　李杨：大概接触了二三十个吧。我特别纠结，尤其采访她们时我很纠结。

　　我觉得自己内心比较强大，但后来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因为每次我都要不断地说服她们，诱发她们，重新让她们回忆，把伤口撕开，不仅仅是让她们讲事情，还要讲细节，因为我不了解细节就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故事。每次采访完一个，我都有很深的负罪感。她们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讲出来后，我还要安抚，疏导。她们 有时藏得太深也想抒发出来。

　　我其实就像一个战地记者，拿着摄像机、照相机，看着敌人把这个人打残，打得浑身是血，但作为我的职业我不能去救他，我要去拍。我放下机器时可能他已经死了。要知道这是两难的事情。我知道做这个事情非常残忍，但只有这样做，我才能把这个故事讲真实了。

　　问：您接触到的人贩子怎么看待他所做的恶行？

　　李杨：他们说也是为了生存，也会内疚。他甚至会说他强奸过被拐卖的妇女，还觉得玩了女人又赚了钱。我采访之前答应过他，就是他所有说的事情放到我这儿，不会再说下去。所以我也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困境，要么违背自己的诺言去告发，要么容忍他的罪行继续隐瞒下去。后来我为此事也咨询过警察，警察说如果人贩子说自己是吹牛，没有任何的证据，也抓不了他，而且他可以说自己是在编故事。

　　拍完《盲井》之后好几个月我都做恶梦，老是梦到井下塌方。拍完《盲山》，我也老是做恶梦，总梦见白雪梅逃不掉，被抓住。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内心越分裂越无力 就越想拍成电影让大家看到

　　问：会不会感到很分裂？

　　李杨：是，是很分裂。所以我觉得做完那些采访后，突然觉得不管受多大的委屈，也有义务把这些内容告诉人们。社会在发展，这些故事可能慢慢消失，后代并不知道中国过去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80后、90后以为他们生出来就是现在这样子，都是这么幸福。

　　问：对于这些内容只能拍成电影，您有没有无力感？

　　李杨：我不是上帝，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在我有限的条件和能力下，能做多少做多少。我是有无力感，其实每个人救不救人在这个社会上都会有无力感。时隔八年，这个电影又被大家重新在这种意义上去挖掘，我觉得我没白做。

多数被拐妇女都是被强暴 刑法应该加大对买方惩罚力度

　　问：《盲山》中有个情节是白雪梅被“丈夫”以及他的父母按住，然后被强暴。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存在吗？

　　李杨：我采访的所有被拐卖的妇女开始都是反抗，一个女孩子，不管是不是农村的，上没上过学，被强暴都是奇耻大辱。而且对方还是一个不认识的甚至年纪大很多的十分丑陋的男人。这完全是暴力。父母按着女孩儿一块办事儿，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正常的。

　　这些家庭对被拐卖的妇女看管上的放松，基本上都是在她怀孕后。如果生个女孩还要管着，如果生了男孩，基本上管的就松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我觉得中国的刑法应该修改。买人的一方应该判重罪。

　　问：您觉得在什么地方应该改？

　　李杨：我不是说像韩国的《熔炉法》一样也出个《盲山法》。中国法律对买方基本不判刑或者判刑很轻的话，这就使买方市场很大，就会有犯罪集团铤而走险。

　　如果没有买方，或者对买方犯罪的惩罚尺度更大的话，就可能没有买卖人口的市场了。买的人不仅仅犯了买卖人口罪，还有强奸罪，非法拘禁绑架罪，绑架得到的赎金就是这个女人，让她去生孩子。这些造成了很多性格不那么刚烈的女人一生的痛，而且这个痛会传递下来，因为她生下的孩子依然在这个村里抬不起头，大家永远会指指戳戳。这个伤害不仅仅是一代，会是两代。

犯罪成本低就会鼓励犯罪 只要有人肯思考就是改变

　　问：那您认为为什么会有拐卖妇女现象的存在？

　　李杨：这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问题。如果一个犯罪不但没有成本，而且还受到了变相鼓励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可能去犯罪，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个是人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一样。

　　关于《盲山》，我想可能大家没往那个方面思索，我讲的不仅仅是表面的问题，其实往深里思索以后，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的问题？电影不会给一个答案，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十年、八年后大家还会不会关注这个问题。

　　问：您一直希望这个电影能改变什么？

　　李杨：讲真话，说真实的故事，讲真实的感受的电影，是会被人们记住的，那些歌功颂德的虚假的东西不会留下来。

　　现在的改变已经看出来了，不是说我们的改变是一个结果，而是看过《盲山》的人已经去思考了，这就是觉醒。其实人的思维，知识以及一些意识是需要启蒙的，这就是改变。之前很多人都不觉得中国有我这样的导演，觉得只有韩国才有。其实中国还有不少有良知的导演。

　　我用自己赚的钱，大概400多万，拍了这样一部电影，还是希望能做一点事情，把这样的现象留一些影像资料。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留给后人，但实际上这个电影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在发酵。

　　这就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网上的《盲井》、《盲山》都是盗版，害的我损失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是我没有去告去追究的原因。但反过来讲，如果我只顾我的钱，我可能是挣着钱，但我拍的电影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看到。

　　我觉得那些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人一辈子活的要有意义，要对社会有意义。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电影，当然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花钱去看我的电影。这样我就可以坚持下去了。

　　问：您拍的《盲井》至今也没能在国内公映，虽然在国外拿了30多个大奖。而且为此还被有关部门处罚禁拍三年。这对您来说应该是不小的打击，即便这样，为什么还要自掏腰包拍《盲山》呢？

　　李杨：打击是正常的，如果在大家都在说假话的一个环境里，你突然说真话，你不就是那个《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吗？这个人肯定会受到打击，这个寓言不仅在中国有，在全世界都有，不过有些地方已经改善。当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也需要一种勇气和一种智慧去讲真话。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可以受打击，但是如果不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拍电影有什么意义？不拍不行，这就是我的命。电影已融到我的血液里，我用电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的看法，而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人，其实是针对全世界都有的人性的问题。

《盲山》不是丑化中国 只是说真话

　　问：《盲山》公映后，有网友说您把中国不好的东西拍出来，还拿到国外公映，让更多人看到，这对中国是一种丑化，是一种抹黑。

　　李杨：当然不要说中国人这样，就算放在德国，也会有人这样说。说真话是不好听，但是说真话永远是对自己和社会负责。

　　在某些国家的社会已经变得去鼓励说真话，打击说假话。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的时候，大家就慢慢地不敢说假话，撒谎变成一个重罪。中国社会千百年来都是教人撒谎，父母会从小教你讨好老师，讨好领导，别得罪人，搞好关系。这是我们文化的问题。《盲山》中的现状，很多人说我揭露了中国的阴暗面，可是现实的确是这样子。

　　我始终认为一个犯罪的泛滥的社会，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或者这个群体的人的素质低下，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素质是一样的。如果打击罪犯力度大了、犯罪成本高了就没人敢犯罪了。

　　我的观点是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每个人心中都有恶魔，用道德是管不了的。如果鼓励了这个恶，作恶者不会负责的话，这个恶就会泛滥。中国人的素质和外国人一样高，要看在时没情况下。中国人进了人民大会堂谁会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有吗？法律以及执法系统没有权威的话，就是变相的鼓励犯罪，大家都可以犯罪。不能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就说我揭露中国人的阴暗面，太可笑了。

　　对于说这些话的人，我就回一句话，你看和不看，阴暗面都在那儿。

　　问：电影中有个辍学的小孩叫李青山，最后是他帮助白雪梅把求助信送了出去。您是想通过他表达一种希望吗？

　　李杨：当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少年强则中国强，成年人被腐蚀了，麻木了，但我希望中国的少年能有少一点的污染。他的行动也证明了中国是有希望的。

　　问：所以这个电影并不是完全的冷漠。有人看完之后觉得整部电影透着一股冷漠一股绝望和残酷。

　　李杨：没有，其实一点也不冷漠，这个电影完全是正能量，是人性的主旋律，我讴歌的是人性的善，批判了人性的恶，女主人公一次一次的逃，我讴歌的是她对自由的向往，不愿屈辱的活着，这是一个人格的精神。

国外版结局更接近本意 但不妥协就会夭折

　　问：《盲山》的结局分为国内外两个版本。有人说你对《盲山》的发力不如《盲井》高。

　　李杨：国外版的结局是白雪梅在大山里的“丈夫”黄德贵知道白父要带她逃跑，跟白父起了争执，为了救父亲，白雪梅拿起菜刀砍向了黄德贵，然后画面黑屏。这个结局更接近我的想法。

　　国内的结局是白雪梅留下孩子，和父亲走了。也不能说不可以，但是一种无奈。实际上她的这种选择以及车上另外一个女孩子后来为了孩子她留下来，她牺牲了自我，下车留在村里，都是一种无奈。

　　《盲山》《盲井》的区别在于是否进入电影体制内。在某些时刻必须做一些妥协，否则的话就夭折了。我做《盲山》的时候就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但我觉得《盲山》更成熟一些，好多东西需要仔细去分析。

　　比如说白雪梅一而再再而三的逃，是什么支撑着她，她想要的是什么？大家的思索不一样。那个村子没有高墙，不是监狱，为什么走不了呢？

　　大家能看懂多少就看多少。我认为一个好的电影不需要去解读的。实际上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的设置都有我的用心，包括名字。除了李青山，还有白雪梅“丈夫”的表弟黄德诚，“道德”的“德”，“诚实”的“诚”。

　　《盲山》能给中国观众带来一定的思考，或者能带来一种比较，我就非常高兴，都是对我的褒奖，比赚了多少钱都高兴，当然不是我赚钱不高兴。

　　问：《盲山》在国外公映的时候，是否有人问您，中国现在还存在这种现象吗，是否有所改变？

　　李杨：当然有人问，但是2007年时拐卖妇女的情况变得少了，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打击力度大了，而是通信发达了，可以打手机打电话和外界联系了。包括现在拐卖儿童，大家通过微信、微博马上去找，加大了犯罪的难度。

　　随着电视、网络的发达，很多妇女意识的觉醒也不一样，现在倒是拐卖儿童的多了，因为儿童　　找不到自己的家庭，实际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人大应该对刑法进行修改，现在对买卖儿童罪的买方惩处还不够大。没有买家就没有卖家。应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问：这部电影未来可能重新公映吗？

　　李杨：有可能吧。也许把我的新电影做完以后，看看情况再说，因为我有公映许可证。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人格觉醒的层面去了解，为什么这个电影全世界能看得懂，因为它是在讲人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在揭露丑恶。

盲三部曲的第三部关注流浪儿童 正在审查中

　　问：从《盲井》到《盲山》，可以说这两个词都是您自己发明出来的。为什么用这个“盲”？

　　李杨：我其实是偶然得到这个“盲”字，偶然也是必然，因为中国关于看不见就两个字，一个是“瞎”，按我们的理解，它是一个“目”一个“害”，“盲”是一个 “亡”，一个“目”，“亡”是“死亡”，但是我们所有跟心理有关的都是“盲”，盲点、盲区。盲点不是说那个地方不在，是你看不见或者是视而不见，所以我的 解读是视而不见为盲，就是说你的视力死了，能看见的东西死了，你假设看不见，不就是死了吗？而“瞎”是指一个生病的状态。

　　问：您的新电影关注的是哪类群体？名字还没定吗？

　　李杨：定了，但是要去审查，现在暂时不说，卖个关子吧，反正肯定我希望跟盲有关系吧。关注的是流浪儿童、乞讨儿童，也是纪实类电影。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都是关注底层的。

底层人群的生活更接地气

　　问：盲三部曲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群，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群体？

　　李杨：可能正因为我不是底层人，底层的生活对我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更接地气。

　　我不太关注上流社会，他们太虚伪，我可能不感兴趣。人到一种地步就开始装了，我觉得底层人群的生活挣扎更能接近我们社会的面貌。

　　国家应该消除贫困，消除愚昧，这是使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变好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

　　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早点认识可能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如果很早的时候《盲山》可以公映，通过宣传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骗子行为，大家就会警惕不再上当。就有可能保住性命。

　　问：盲三部曲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

　　李杨：可能会做一些商业片吧。盲三部曲都是我自己砸锅卖铁借钱拍的电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但我也需要生存，需要再去赚钱。有了钱还能再去投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好好拍一个三观正一点的商业片，对中国人也有好处。

　　我从来不排斥商业片，因为电影本来就是商业的，它的属性首先是文化商品，文化又赋予它要有社会意义，而不能是乱七八糟。

　　我一直认为我做的是主旋律电影。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这么认为，批判的是人性的恶，弘扬的是人性的善就是主旋律，包括《盲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