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农历癸卯兔年，60年一甲子，回眸两个甲子，正是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兔年，今天是母亲的120岁冥诞。
1904年1月29日，农历癸卯年12月13日，母亲许馥芝出生在辽宁省新金县皮口镇一户普通渔民之家。大清光绪年间，外祖父许锡昌闯关东来到辽东海边小渔港皮口镇，他手牵双目失明的老爹爹，先是靠挑担子卖鱼卖虾蟹谋生，他聪明勤奋，吃苦耐劳，多年后略有积蓄，买了一条小渔船，结婚成家。三个儿子长大后，齐心协力跟着父亲闯海捕鱼，日子慢慢好起来。母亲在童年时代，许家逐渐成为皮口西街的殷实人家。虽然生活在晚清末年，外祖父的思想却十分开通，他除了供我的三舅读书到高小毕业，也要独生女儿上小学读书。清代的女人逃不过裹小脚的残忍民族陋习，母亲小时候也被迫裹脚，痛苦不堪，常常在外祖母的呵斥下大哭不止。外祖父心肠软，不忍心女儿受苦，就劝外祖母饶过女儿，于是我的母亲逃过一劫，只留下短期裹脚后的痕迹，后来人们称呼为“解放脚”。
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而结束，大连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称为“关东州”。十多年后，日本人在旅顺口创办了一所师范学堂，是大连历史上第一所实现西式现代教育的师范学校。目的是培养师资，在大连普及小学教育。奇特的是，这所学校照顾穷家子弟，学校免收学费，食宿全包。消息传开，大连地区的寒门子弟踊跃报考。那时母亲小学刚毕业，不知道她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就央求外祖父，要去旅顺读书。
父母读书的旅顺师范学堂旧址，一所漂亮的建筑
封建社会的愚昧落后观念如泰山压顶，民间女孩子是不能读书的，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更不用说远离家门，到陌生的旅顺口了。可外祖父认准母亲是个读书的好材料，于是毫不犹豫支持母亲到二百余里外的旅顺口继续上学，老爷子背着行李，亲自护送母亲远行，就像现在的父母送孩子上大学一样。当时在新金县一带外出读书的女孩子仅有母亲一人，她还是个天真少女，幸运地成为大连地区早期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
在旅顺读书时的母亲
都是来自海边渔家的，父亲和母亲是上下级同学，他们是自由恋爱。1922年母亲毕业后，他们喜结连理，为同学们称赞和羡慕。证婚人是大连地区中共早期领导人傅立渔老先生，他是父亲的良师益友。因为不需要坐花轿，父亲一身西装，母亲披一身白色婚纱，有一对可爱的男女花童陪伴，拍照了一幅大照片，这就算是他们的婚礼了。我小时候看过这张父母结婚的珍贵照片，可惜后来毁于文革运动的大抄家。
父母毕业后，一生都在大连地区教书，先是在大连市内几所学校工作，1934年初母亲突患重病，病愈后落下后遗症，左腿的膝关节僵直不能弯曲。因为城市生活压力大，三哥叙允出生后，家里有四个孩子了，多子女的家庭难以在大连继续生活下去，父母决定退掉老虎滩租住的房子，搬回故乡金县大李乡石槽村落户。
父母在大连市任教时的全家合照（大约在1933年），右1：大哥叙先，左1：二哥曙光，中：姐姐英隽。
当时滕家经济困难，外祖父知道后伸出援手，大冬天的，老人家从皮口肩背钱币口袋步行到石槽村，路过结冰的河面还摔倒受了伤。外祖父的支持让父母有了买地盖房子的资金，滕家盖了一栋瓦房，买下挺大的院落。
父母新的工作单位是正明寺公学堂，那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小学校，有十多位任教老师，父亲是资深老教员，被教育主管部门任命为校长。他不离三尺讲台，担任高年级的主要课程。后来父亲申请获准翻新校舍，他自己精心设计，用家乡盛产的玫瑰红色大理石盖起壮美的新校舍，成为大连地区闻名的农村校舍建筑，一直使用到本世纪十几年还屹立在正明寺山岗上。
面临新困难的是母亲，从石槽村到正明寺要走5、6里的山路，她硬是拖着一条残腿走数里乡间土路，翻过几道沟壑到学校上班，母亲是音乐老师，在旅顺读书时就学会弹奏风琴（那个年代农村没有昂贵的钢琴），她嗓子好，教孩子们唱歌，我小时候就跟母亲学唱过《渔光曲》。此外她还担任书法课和日语课，教孩子写毛笔字，学习日文。
在正明寺公学堂任教时的母亲（大约是1937年），右姐姐英隽，母亲怀抱1岁大的四哥叙充。
1943年底我出生，为了养育孩子们，妈妈辞职回家。1947年6月妈妈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小妹华隽。
父母深爱他们的学生，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苏军开进大连，苏军的军纪糟糕透了，正明寺公学堂被苏军占据当了兵营，赶走所有的师生。七里八乡的孩子们都失学躲在家里，父母为此焦虑不安。在母亲的支持下，父亲把小学移到我家的院子里，父亲和母亲加上读初中的姐姐当老师，露天上课，尽可能让孩子们多读点书。后来父亲不怕危险，多次找苏军军官交涉，他日语极好但不会说俄语，就带一本《日俄会话小词典》与他们沟通，希望他们腾出教室，让孩子们复课。一年后这批苏军总算开拔了，但学校被破坏得很厉害，课桌和板凳都让苏军劈碎，做饭取暖烧光了。
多年后我回到家乡，碰到几位老人，他们说，我是你父母的学生，讲了不少当年的故事。前几年我认识一位沈阳军区的离休老干部，老家在邻村的唐坊，他是我四哥的同学，就曾在我家院子里学习了很久，他回忆当时父母和姐姐对小学生极为关怀，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受到父母照顾，孩子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快乐和自在。
1948年秋，老宅被村政府买下作村公所，滕家搬到山外30里的登沙河镇，那是一个交通、经济和教育相对发达的美丽小镇。1950年在金州教了五年中学语文的父亲因病退休了，那个时候没有退休金，政府给了两牛车的玉米粮食，父母都送给亲戚和邻居了。不久，大哥调到大连第二中学任教，二哥入伍去北京，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做科研工作，姐姐到人民大学读书又被公派苏联留学，三哥从大连第一高中考取大连海运学院，四哥从金州高中考取大连工学院，家里只剩两老两小：父母、妹妹和我。
农村生活是清贫辛苦的，家里经济拮据，节俭度日。父亲成了老农民，种了几亩庄稼和满院子蔬菜，栽种葡萄、杏树和山楂树，还养了几箱蜜蜂；母亲除了一日三餐忙家务，缝缝补补，还养鸡养鸭，邻居们和睦相处，苦日子还算安宁而平静。
1957年底，反右派运动冲击到大哥家，大嫂被大连三八小学领导列为后补右派，罗织罪名，诬陷恐吓，老实教书的大嫂被吓成精神病，疯得满大街走。二女儿刚出生三个月，可怎么办？我接到大哥的急电，去大连抱回小侄女，从此父母担负起抚养孙辈的重担。那几年母亲为哺育小孙女，天天出去买羊奶。一次孩子得急病，小镇医院治不了，父母匆忙乘火车去县城金州求医，我记得母亲出门时紧紧抱着孙女，哭出了声。
1959年，大跃进运动还在高歌猛进，农村大饥荒初露端倪，多亏大哥警醒，他劝说父母赶快离开农村，恰好人民公社看上我家的房子，要征用开医院。25年后，滕家要重返大连市，谈何容易！当时城乡户口迁移已经冻结，登沙河镇主要领导干部是父母的学生，他们认为公社要占用滕家房子院子建医院，那让老人到哪里住？作为特事特办，政府批准我家迁户口，于是父母一生攒下的家业——房子和土地，全部交公，公社没有给一分钱。
1960年，滕家农村的老一辈亲戚接连饿死五个人，父母净身出户离开农村，与死神擦肩而过。我们两手空空，挤住在哥嫂两间不宽敞的屋子里，为了接待父母和弟妹，哥嫂付出巨大的牺牲。因为大嫂时常犯病，必须分开住。多次换房，大哥的两间房子变成两处单间小房子，那是滕家最为困难的岁月。
1963年，终于结束“瓜菜代”了。父母的粮食定量一直是27.5斤，为我和小妹吃饱饭，他们节省口粮，浮肿得很厉害，现在可以缓口气了。8月中，我从大连二十高中毕业考取哈军工。
因为母亲有文化，八一路街道干部发现后请求老太太给文盲半文盲的街道妇女们朗读毛主席著作，那两年母亲认真热情为街道学毛著活动做好事。谁能料到街道干部的笑脸后面却暗藏杀机，他们把滕家划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他们判断，滕家两个老人居然有文化，那肯定就是地主了。
1966年夏天狂飙从天而降，8月份，在全国“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打砸斗抄杀的血腥狂潮中，大连市也如沸腾的开水锅。八一路街道干部发动红卫兵大抄家，大连26中学一群红卫兵小将呼啸着冲进滕家，把父母吓得目瞪口呆。
父母冷静下来，质问红卫兵为什么来抄家？红卫兵说，街道领导说了，你们家是逃亡地主！接着翻箱倒柜，还有几个人用铁锹挖掘地面，父母又问为什么，红卫兵说，我们要搜查你家暗藏的电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父母没被红卫兵吓倒，心平气和讲道理。他们找出毛笔墨汁，用废报纸写了一张大字报，控诉街道干部的胡作非为，严肃质问：“你们可以去金县档案馆查查档案，看看我们家土改时的成分是不是地主！”，大字报张贴在门口街道大墙上，来往行人拥挤着围观议论，红卫兵抄走了我家的书籍、书画、工艺品、照片等物品后，折腾了三天，弄得满屋子泥土，最后都溜走了。
9月中旬我和同班同学南下上海大串联，国庆节后返校途中我到大连，与大哥、四哥、妹妹一起研究如何反击八一路街道干部的政治迫害，兄妹嘱托我起草一份长篇大字报。我颇感欣慰的是，面对突发灾难，二老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母亲多年都是梳的传统发髻，这次见到母亲却是齐颈短发，母亲笑着告诉我：红卫兵说我的发型是四旧，逼着我这老太太剪掉，我变年轻啦！
回到哈军工，妹妹来信说，大字报抄好后，和大哥一起贴到八一路街道门口的大墙上，每天有无数的行人驻足阅读，影响力不言而喻。妈妈经常拖着残腿，一个人来到街道办公室，当面斥责那些干坏事的小干部：我们家是双军属、有好几个党员，你们敌我不分，把好人家打成逃亡地主，你们必须给我家平反道歉！
66年年底前，面临舆论压力，无法赖账的八一路街道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公开为老滕家正式平反和道歉。当时八一路片区只有这一例。听说他们私下议论，这滕老太太可真厉害！但是抄家的物品并没有全部归还我们家，丢失了不少。由于文革的冲击，大大伤害老父亲的身心健康，翌年年底，68岁的父亲猝然逝世。
母亲晚年和小妹一家生活在一起，滕家有两位好女婿：姐夫关云逢和妹夫汤任远。妹夫对母亲至诚至孝，才使母亲得享天年，我们滕家人永远都感谢任远。
1984年6月，我结束访问学者任务回国，到大连探望母亲。
198久年我从中科院长春地理所奉调深圳工作后，把母亲从大连接来，与妹妹家一起赡养老人，遗憾的是那个时候老人家已经衰老羸弱，不能自己下楼了。母亲仍天天看书读报，给各家子女写信是她生活中的一大快乐。二哥、姐姐姐夫、三哥都来过深圳探望母亲。
1994年8月8日傍晚，晴空如洗，夕阳火红，在妹妹和我的守护下，母亲面容安详，溘然长逝，享年90岁。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走过25年的传记文学创作之路，我现在也是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了，今天回忆起老母亲，感恩的情愫油然而生。母亲性格温和，意志坚强，心地善良，谦和有礼，从来没有朝我们子女发过火，更没有打过我们一巴掌。在现代中国波诡云谲的半个多世纪里，寒门书生的父母肩负种种的磨难和困苦，带领一大家人闯过沟沟坎坎，一步一步走过来了，始终保持书香人家的良知和尊严。如果说滕家几代人互敬互爱，亲情深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重视子女的教育，好好读书、品行端正、与人为善、勤奋向上，这是滕家不变的家风。父亲和母亲的高尚品德和谆谆教诲深深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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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写下来的情感与经历，文革抄家一段看着熟悉，土共炒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强取豪夺了多少房产，那鸟人还说文革时伟大探索，这样下去，很快会说饥荒成就了中国发展。
这位美丽善良坚强的母亲，她一生的经历反映了很多历史问题，这也是藤叙兖写得好，本是搞高科技的，退休后写了一些人物传记，较有名气的是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