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场时一个连队3百多人，每年有几个“上调”名额。就是调回上海工作，这是人生唯一脱离农村的机会，是和现在中彩票同等级别的喜事。但连队每年新来几十个知青，上调名额才几个，积累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绝大多数人永远没机会的。

大道理说要表现特好的人才能上调，主要是生产劳动好，往往是生产小队长一类的角色，自己手艺精湛，农活干得漂亮，带头苦干，还能软硬兼施的逼迫手下苦干，常常起早摸黑，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政治上也要好，开批邓大会什么的，也要能上台乱喷几句。当然好不好都是领导说了算。

我干农活明显不行，锄野草时胳膊发抖，结果锄掉更多的苗。我政治上的表现比生产上好些。那时在连队负责理论学习，出墙报。那时重放了些老电影，如甲午海战。知青们认为大清战败都是技术原因，比如某舰长胆太小，某炮手瞄准不好等等。我说战败原因是大清是封建王朝，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没人听得懂。那时有一阵要大家反修防修，讨论“匈牙利事件”，有人发言把匈牙利读成Tao(陶??)亚利，没人在乎，太遥远的事

每年到上调前夕，众人纷纷议论谁够格上调，意见往往比较一致。比如有5个上调名额，被认为有希望的人约10来个。反正我自知上调无望，不敢抱这奢望，这辈子安心在农村过了。

我在那见证了一次上调结果，约一半上调的人确实是合格的，另一半上调的人瘟头瘟脑，莫名其妙，就是有后台走后门了。大家都忍气吞声，没人敢质问。

后来我高考逃走了，没见证下一次上调的结果。我神经不够粗麻，在农场那2年受了些刺激，至今还有些后遗症。我这辈子做过2次小范围的“状元”，一次是在连队近4百知青中高考成绩最好的，另一次事中学同届370多同学中高考成绩最好的。语文满分100，我考了50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