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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在这30年内起了巨大变化。斯坦丁的研究注重于“欧洲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认为,当今社会可以划分为五个阶层:
(一)最上层的是财阀寡头和精英,他们通过产权(property rights)垄断了资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与传统的有产阶级不同,有些富豪并不拥有实质的不动产,但是他们拥有知识(资本、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知识),这些“精英”(elite)也能获得财富。
(二)传统的中产阶级,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甚至可能有带薪休假、退休福利、医疗福利等。然而这个阶层正在快速缩小,因为工作的“稳定性”正在消失。不少中产阶级父母的最大焦虑是子女无法继续留在中产阶层。
(三)20世纪遗留下来的传统无产阶级 (proletariat),其中多数为产业工人,这些人在发达国家快成为稀有动物了。
(四)21世纪的无产阶级,也称为不稳定阶层 (precariat)。这个阶层是斯坦丁的研究重点。20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自己的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谋生(马克思的定义)。而21世纪的不稳定阶层虽然也出卖劳动力,却只有部分劳动报酬。他们被迫从事广泛的无报酬活动(如培训新技能、找工作),这些无报酬活动仅仅是为了能够获得工作机会。他们的收入没有规律,也缺乏安全感,对他们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都极其不利。
(五)被社会完全边缘化了的底层阶级,几乎被社会遗忘的人,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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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阶层的三个派系
斯坦丁指出,不稳定阶层的成员大致可归入三个派系:第一派正在向后看,他们的父母、亲友、邻居曾经是矿工、码头工人、钢铁工人、汽车工人,这些蓝领工作是值得骄傲的工作,为他们带来安定的生活。但是轮到他们这一辈,这些工作消失了,因此有被剥夺的感觉。他们希望能回到过去,回到全球化以前的生活方式。显然,这一梦想是“覆水难收”。然而,有些政客利用了这一派的怀旧感,用蛊惑人心的简单口号来面对复杂的问题,如把工厂全部搬回本土,拒绝移民、难民入境等。口号有抚慰作用,使得这一派倾向于接受民粹主义(即极端的民族主义,排除异己,镇压异议,用专制统治来确保民族利益)。
第二派主要由原来就被边缘化的人群组成,如移民、少数民族、难民等。这个群体在任何地方都缺乏归属感,往往是低着头闷声不响为生存努力。时不时因为压力过大,愤怒爆发,引起暴乱。
第三派受过良好教育,不少是年轻一代。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告诉他们会有美好未来。进入社会后,却发现没有未来,找不到稳定工作,还背了一屁股学生贷款的债务。他们感到绝望、疏离、焦虑、愤怒。因为年轻,没有完全放弃梦想,希望能找到政治途径,改变目前不公正的状况。也有一些是因为失去工作,从中产阶级落下来的白领,有些人曾经收入丰厚,之后却再也找不到跟以前收入相匹配的工作,陷入了贫穷。由于受过教育,他们知道政客简单的口号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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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走出的困境
斯坦丁强调,不稳定给人们带来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的不稳定,也严重影响了心理健康。至于如何帮助这一群体,他的基本理念是政府需要加大干预的力度,比如用富人高税收的方式,以达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他甚至提倡给穷人发放“基本收入”(Basic Income)。不言而喻,这一方式过于激进,犹如马克思的“按需分配”,与革命差不多。革命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引发的各种结果,令人望而生畏。因此,基本收入也就是纸上谈兵,不太可能成为现实。
然而,全球化的后遗症,已经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噩梦,倘若不采取措施帮助不稳定阶层,任其发展,不可避免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