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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罗马帝国的追随者向耶稣提出了一个暗藏陷阱的问题：是否应该向恺撒（即罗马皇帝）纳税。如果耶稣说不应该，那就意味着鼓动叛乱；如果说应该，则意味着支持罗马人的外来统治——这必让他丧失人心。耶稣要来一枚罗马钱币，上面印的是罗马皇帝提比略的头像，说：“恺撒的当归给恺撒，神的当归给神。”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西方价值的根源的话，那就是耶稣把上帝的领域与恺撒的领域分开的这句话。在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中，并没有类似的思想。中世纪的政教分离、王权与各阶层权力的分离正是基于耶稣这句话而实现的，只有在西方所属的欧洲才发生了这样的权力分离。这两大权力分离又推动了现代分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分立）的诞生，从而也为法治和人权、公民权的产生创造出一个坚实的框架。
西方国家的分权宪法中带有二元精神。这种二元性，存在于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存在于执行的权力和建议、监督、立法的权力的分离。这种二元性还成对地出现在庄园经济与农民经济、中世纪城市与封建领地、伙伴式的共治（如行会或大学）与官僚层级的统治之间。如果要为西方找一个最突出的标志，那应该就是：内心之中的二元主义精神——它包含了多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和市民社会的萌芽。在起初属于拜占庭后来又属于莫斯科的东部教会那里，从未发生过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政教分离在东正教的欧洲不存在。“政教合一”体制实际上让教会臣服于君王。也发展不出那些影响西方的其他二元性：没有领主与封臣之间相互交换誓言的契约关系，没有君王权力与其他各阶层的权力的划分，伙伴式的共治与官僚层级的统治、庄园经济与农民经济、自治的城市与贵族的采邑——所有这些区分均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