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及中国时，伯恩斯一直使用对抗（stand up to）一词，对中国的态度可见一斑。从公开的报道可以看出，伯恩斯对于中国的制度并不认可，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也并不乐观，之前亦没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从个人情感上来说，不能寄望过高。
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将提名65岁的资深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拜登政府对尼古拉斯·伯恩斯的人事任命审查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应该很快就会发布相关任命消息。
曾效力于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届政府，伯恩斯拥有“漂亮的”履历：
在老布什政府中，伯恩斯担任苏联事务主任，任职期间参加了所有美苏高峰会议。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伯恩斯曾就职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主任，负责就美国与前苏联国家的关系向总统提供建议。自1995年至1997年，伯恩斯担任国务院发言人，后又被任命为美国驻希腊大使。
小布什总统上任后，伯恩斯成为美国驻北约大使（下图左），并于2005年至2008年担任政务卿。
在奥巴马总统期间，伯恩斯开始“转型”，踏足学界和商界，在哈佛大学执教并为智库和咨询公司提供意见。
拜登竞选期间，伯恩斯担任其外交政策顾问。
不“知华”但够“知心”
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表示，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和困难的时候，由伯恩斯这样一位“杰出、知名、受人尊敬”的外交官来担任驻华大使，“对两国关系而言是非常积极的”。
这位受访人士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伯恩斯被选中的原因：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曾服务于民主、共和两党政府的伯恩斯比较容易获得跨党派的支持，获得国会的认可。拜登政府显然对中国问题极为重视，无论是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国务院都有庞大的团队在专门负责中国事务。驻华大使不仅要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合作，还需要跟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以及国安会亚洲问题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协商。
从中美关系的现状来看，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显然更擅长处理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因此，拜登政府选择伯恩斯无疑是对中美关系极为重视的表现。
但是，从伯恩斯过去的外交经历中来看，他并无直接在中国工作的经验。那为什么是伯恩斯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他最近的演讲和访问中寻找答案。
4月8日，伯恩斯在给杜克大学的演讲中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拜登政府总体的外交方向，而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其演讲的重中之重。在这次题为“大外交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演讲中，伯恩斯集中说明了如下几点：
第一，拜登政府认为，在领导世界的过程中，美国不能太过于倚重军事和情报力量，而是要恢复外交的力量。
第二，要应对中国这种试图掌握世界领导权的威权主义国家，非常需要谙熟斗争、妥协与谈判等各种手段的职业外交官。
第三，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也是观念和思想的斗争，所以与上届政府不同的是，本届政府会更看重公共外交的作用。
第四，为了更好地与中国竞争，美国需要更好地团结盟国及有相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
第五，无论是否同意总统的看法，他绝对服从总统的任何决定，对其忠诚。
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伯恩斯会被拜登选中的原因。首先，在美国实力下降的背景下，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更强调外交的作用。更进一步说，拜登政府对外交的重视更像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某种“拨乱反正”。伯恩斯甚至还雄心勃勃地提议说，要将美国的外交部门重新命名为“美利坚大外交部”，意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次，伯恩斯非常赞同拜登外交团队的对华原则与理念。拜登团队的基本战略判断是，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是全面的与长期的。而占据外交部门领导位置的布林肯与沙利文更是强烈捍卫所谓民主价值观，将中美之间的理念和制度竞争定位为对华政策的首要原则与重振美国在西方世界领导地位的工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会服从并执行总统的决定，而不是制定政策。
对华态度不应乐观
伯恩斯的外交经验及个人魅力或许有助于增强中美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履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积极而正面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他个人的价值观取向，还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都决定了我们对于这位未来大使的作用不能过于乐观。
今年1月份，伯恩斯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谈及新疆人权问题、香港局势以及匈牙利民主受威胁等话题，他表示美国应与德国、法国和欧盟合作，共同捍卫民主和人权。他也建议，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共同联手就中国的非法贸易行为与其进行对话，因为美日欧共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体量，共同发声便能有足够分量，促使中国尊重国际贸易规则。
2月份他在接受美国CNN采访时指出，美国不能将二战以来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中美之间的较量是威权与民主之间的较量。
上周，伯恩斯在布鲁塞尔的智库“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名为《团结起来更强大：重振跨大西洋强国战略》的视频对话上表示，欧美日应该联手制约中国。他认为，欧洲与中国敲定投资协议是犯下了“策略错误”，并主张“更巩固、更团结的欧美与日本通力合作，以遏阻中国并与中国竞争”，“不能允许中国人分裂我们”。
4月17日，伯恩斯在接受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的访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主要是竞争的关系，在竞争的过程中，要更加倚重国际机构和盟友的力量。在提及中国时，他一直使用对抗（stand up to）一词，对中国的态度可见一斑。
从公开的报道可以看出，伯恩斯对于中国的制度并不认可，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也并不乐观，之前亦没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从个人情感上来说，不能寄望过高。
更重要的是，就在4月22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票通过跨党派议案“战略竞争法”。尽管法案的完整内容还未公之于众，但外界普遍认为这项法案是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最为重大的法案，囊括了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应对计划。其中涉及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打击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对抗中国所谓的虚假信息和宣传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留给伯恩斯发挥的空间恐怕十分有限。
文 / 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