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解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

且不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否理解，仅仅是中国近40年来的历史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以往40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尚有争议。

目前，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 “中国模式论”与“普世模式论”两种解释。前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独特的中国模式，即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

后者则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中国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

我年初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25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后发优势意味着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直接可以共享别人曾经花费巨大代价实验得到的技术成果。

2、中国模式论

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整体市场化指数自1997年的4.01上升至2014年的8.19，期间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市场化指数有些许下跌。

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其中，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场化程度位列前茅，东部的市场化指数领先于中部和西部。

反观地区GDP增长率我们却发现，2007年之前东部的GDP增长率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但2007年之后反而是西部的增长率位于首位，中部次之，东部最低。

还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近五到十年来，各省市市场化程度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地区的体制和政策优于东部地区，进而要求东部和中部向西部学习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西部的市场化改革起步晚，因而在后期具有了“后发优势”。

东部1997年和2001年的市场化程度，分别超过西部2006年和2014年的市场化程度。

利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经济增长数据，我们发现不管是近十年还是近四十年，市场化指数的“变化”都与GDP增长率正相关。

这便揭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我们不能仅凭某一时点上的经济表现而不结合历史就推断出某种因果关系。

更多的实证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

包括中国城镇国有部门（或者私人部门）就业比重、国有（或外资与私人）工业资产比重等指标与人均GDP及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等等，毫无例外地证明：国有部门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慢；与国进民退的地区相比，国退民进的地区有更高的增长业绩。

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大部分靠的是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都可以靠套利赚钱。随着套利空间的收缩，今后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创新。

经济学家用三个指标衡量创新：研发密度、专利、新产品销售占比，分别对应投入、中间和产出三个阶段。

就这三个指标而言，中国近十来年还是取得了不小进步，但地区之间差别巨大。

跨地区数据分析表明，这三个创新指标都同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显著正相关，却同每万人拥有的政府机构数量和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

无论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工业资产，平均而言，国有部门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高。

3. “中国模式论”后果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更大的麻烦是，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40年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

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一味强调独特的中国模式，对内就会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

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对中国过去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经济学家切勿把“尽管”（in spite of）当“因为”（because of）。